好多年前，在我插队的地方，我叉手于胸，面对着一片亚热带的红土山坡岔开腿站着，用这种姿式表示我永不妥协的决心。这种景象和堂·吉诃德有一回逃进深山时的情形很相像。堂·吉诃德和他的名马在一起，我带着我的马兄弟，只少一个桑丘·潘萨。堂·吉诃德发了一大堆恶狠狠的誓：要在一年之内不和女人做爱，不在桌布上吃面包，不穿内衣睡觉，等等。我一个誓也没有发。但是事实证明，我这个亚热带的堂·吉诃德在任何方面都不比他差。永不妥协就是拒绝命运的安排，直到它回心转意，拿出我能接受的东西来。十七岁时我赶着马在山坡上走路，穿着塑料拖鞋，一双白的足球袜，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穿，光着屁股；我的衣服在马背上用皮带捆成一卷。那个山坡上的草都匍匐在地上，就像收过的白菜地上的菜叶子——草叶子很硬，叶边卷着，牛和马都不爱吃，这大概是被牛马吃出来的变种罢。我一副老相，面颊紧贴着嘴角，手臂的里面青筋裸露，往前走时，把屁股上的棱角留在后面。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如果有人看到，那就是一个光屁股的男孩子跟着一匹瘦马在山坡上行走。阳光能把人烤熟。我就这么走过了阳光，走进树荫里。这个怪诞的行为表明我决心离开这个只有茄子和芋头可吃的地方，开始我的生活。它也表明我决心背弃我的马兄弟，虽然我爱它爱得要命、但是将任凭它在老年以后被人杀死制成皮革。顺便说一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力买下一匹老马把它养在家里。这件事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爱女人—一她们在值得一爱的动物中，如果不能说是最便宜，起码也该说是我们唯一负担得起的——但是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我要离开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伙食，而是渴望有一种智力生活，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就选择了数学，竭一生之力证明了一个数学定理。现在我已经后悔了。我不应该干这件事——我应该干点别的。

　　我十七岁时，满脑子都是怪诞的想像，很想写些抒情诗，但是笔记本不是一个可靠的地方。所以我总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爬起来，就着月光，用钢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把整面镜子都写蓝了。第二天有人拿镜子一照、看见一张蓝脸，吓得尖叫一声。但我只是躺着，什么都不解释。人家对我这些行为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王二，你可真豁得出去！这些事注定了不管我到哪里，总是显得很怪诞、很不讨人喜欢。这说明我和别人之间有很深的误会，但是我不准备做任何事去弥合它。相反，我还要扩大这些误会。现在我老在想，面对十七岁时的誓言，我做的是不是已经够了，可以不做了。

　　我现在正在考虑小孙的一个建议：辞了职到学校门口卖煎饼。这样不但挣钱多，而且省心。最近我总在开会，坐得长了痔疮。假如有外宾，还得穿西服打领带。我根本就不会打领带，只好拿了它在办公楼男厕所里等熟人，简直把德行丧尽。卖煎饼未尝不是好主意，但是我未必吆喝得出来。还有假如因为争摊位打了起来，我打得过谁。数学家的长处是不但要考虑每个主意，而且要考虑周全。

　　红拂殉夫以前发生的事是这样的：长安城还没有完全建好，李卫公就病了，眼睛再也睁不开。在家里的时候，他总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把脚放在脚炉上，一年四季总是这样的。脚炉里的炭有时已经熄了，有时却会把卫公的后脚跟烤焦，让他的脚看上去像只烤鸭子。但是你用不着为卫公操心，他脚上的皮早死掉了，用热水泡透以后可以刮下一寸多厚的一层。从这一点看来卫公是老了，虽然他还不到六十岁。

　　从别的方面来看卫公也是老了。他的胃气很不好，哈气时好像一窖冻坏了的红薯，散发着甜里透苦的怪味，这种气味是有毒的，可以熏死苍蝇和蚊子。当然，这和他的食物不好消化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手也抖了起来，拿不住东西。而且他的头发全都白了，面容和嗓音却都童稚化了。这就叫鹤发童额罢。他总是坐在自己的书房中的一张躺椅上，周围是各种正在发明中的器具——那些东西上面积满了尘土。卫公过去喜欢把一切家具和自制的设备都涂上黑漆，所以这间房子里有点黑。卫公过去习惯把工具和文具全放得乱七八糟，所以这间房子里还是乱七八糟。像一切科学家一样，卫公禁止任何人打扫他的书房，扫房子的事都是自己来干；但是他有好长时间不干这件事了。过去天刚一黑，卫公就要在房间里点满牛油蜡烛。那些蜡还在那里，但已被耗子啃得乱七八糟，剩下的都太陈了，啃起来像肥皂，所以耗子也不肯再把它们吃掉。他的书桌上笔架里有各种毛笔，鹅毛笔，芦苇笔；牛皮纸，羊皮纸，绢纸，藤纸；但他已经好久不拿笔了。这间房子散发着腐败墨汁的臭味。他的工作台上有各种手锯，锉刀，量具，铜材，木材，但是他也有好久没有做过东西。这间房子散发着刺鼻的尘土味。与此同时，长安城也被他放到了一旁，好像一件没做好的器具，一堆垃圾。这座城市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只是坐在椅子里，看着被阳光照亮的窗户纸。这种馈形就叫老年罢。

　　在卫公老了的同时，长安城里别的人也老了。他的同僚多数虽理出鹤发童颜的模样，有些人还驼了背，见了面一聊天，总是在说车轱辘话。这种情形使大家都感到惭愧，所以都雇了书记员，让他把说过的话题记下来，每重复该话题一次就在前面画上一划，积满了五次，就是一个“正”字。两位先生见了面聊一会之后，把谈话记录拿过来看，看到上面正字太多了，就握手告别。除此之外，大家撤泡尿都要半个钟头。大家都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都老了。卫公有时感到自己已经很老了，有时却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每回他见到一堆砂土，都要极力抑制自己，才能不奔到砂堆上去玩耍。他喜欢拉住红拂的裙角，用清脆的男童声和她说话。他还很想掘土合泥，穿上开裆裤、以便可以随地大小便。这种情形经常使红拂头皮发炸，因为她没有和他一起变老和变小；所以当李卫公用极为缠绵、极为可爱的神情和声调对她说“红红，做爱爱”时，她没有性欲勃发，反而要给他一个大嘴巴。这一嘴巴有时候能收到很大效果，卫公马上就长高了，嗓门也变粗了，厉声说道：“你打我干什么？”其实他没有变得那么老（只有后脚跟是真正老了），也没有变得那么小。实际情况是：他好像是被魇住了，必须显得老和显得小。身为成年人，却没有负成年人的责任，就只好往老少两端逃遁。

　　这种装老情况在女人中也存在，所以红拂每天上班之前都要仔仔细细地化妆，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在眼角和嘴角上画出鱼尾纹。她还要戴上扇贝做的乳罩，那种东西的作用是把乳房压扁，假如贝背朝下，还能给人以下坠感，并且在乳罩下方挂上两袋水，戴上假肚子，假臀部（这个东西的作用也是使人产生下坠感），然后穿上衣服，洒上香水去上班，这种香水是从发酵的黄豆、淘米水、油烟里提炼出来的，散发着厨房的味道。假如洒得适度，还不是太招苍蝇。

　　至于上班的情形是这样的：长安城里每个人都得上班，不在衙门里上班，就去各种联合会。红拂得上贵妇联合会上班，这是因为她不在任何衙门里就职。每天早上她都骑着一匹灰色的母驴前往，那驴的样子像只野兔子，主要是脑门和耳朵像，走在路上听见那两袋水晃里晃荡，生怕它洒了，就用双手把它们扶住，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怪模样。据说得了小肠疝气的男人上了路也是这个模样，并且老要用手去扶灌进了肠子的阴囊。到了班上，看见大家都是这样的愁眉苦脸，并且都学没牙老太太那样瘪着嘴说话。不瘪嘴的话都是凑着耳朵说的：“我得马上回家去，水袋漏了。替我应个卯！”“我告诉过你了，别装水，装沙土。”“漏一身土不是更糟吗。晚上到我家来打牌。”“好罢。不过我不信你的水袋真漏了！”红拂上班的单位是二等贵妇联合会，简称“贵妇联（乙）”，同事的年龄都不太大，而且都有点赖皮。

　　长安城里除了贵妇联（乙），还有贵妇联（甲）和贵妇联（丙），全称是一等贵妇联合会和三等贵妇联合会。只是这一宇之差，就有很多区别。贵妇联（甲）里面全是些老太太，什么下坠啦，瘪嘴啦，身上的馊味啦，都是自然形成的，用不着假装。而贵妇联（丙）的成员全部蓬头垢面，两眼发直，有些人还要穿着紧身衣由两名健妇押送前来上班。一位贵妇应该成为哪个团体的成员，是由她们婚姻的性质来决定的：假如她是明媒正娶，就是一等贵妇，自然是贵妇联（甲）的会员。假如她是事实婚，乱伦婚，扒灰婚，先奸后娶等等，就是三等贵妇，成为贵妇联（丙）的成员。这种女人本身就有点五迷三道，就算原来达不到疯的程度，等被评上了三等之后，自然也就达到了。红拂的情况当然评不上一等，因为她不是娶来的，和三等也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她也不是抢来的。最后折衷了一下，评为二等。其实她在这里也不大合适。这个等级如果不算她，就是清一色的军旅婚。

　　军旅婚的来历是这样的：大唐的军队在平定四海的战争中，很多战士年龄很大了，但还没有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作法，每攻下一座城市，未婚的战士们就把贵族女校包围起来，把校长叫出来，用刀柄敲打着她的头说：把你的学生都叫出来，从我们中间跳—个做丈夫——否则血洗了你这个鸟学校！然后那些女孩子就走了出来，穿着白上衣、黑裙子，怯生生的看着脚尖；犹豫了好久之后，走到一个看起来胡子比较少、年龄不太大的大兵面前说：就是你罢，然后就大哭起来了。始终没被挑上的战士免不了怒火中烧，闯进学校，把教师、校长、女校工连同烧火的老婆子全部一扫而光，不过这些人都属于贵妇联（丙）的范畴。第二天早上，那些女孩子全跪在营帐前面给大兵擦军靴，压低了声音交头接耳：你的那个怎么样？罗圈腿。讨厌死了。你的呢？满身的毛，也讨厌。我不怕罗圈腿。我也不怕满身毛。于是就换了过来。那些兵大爷对新讨的老婆都认不的确，所以也不管。因为有这种换来换去、乌七八糟的情形，所以对于军旅婚的评价不能太高。但是军旅婚对于稳定军心乃至取得战争的胜利都起过很大的作用，而且这些女人都曾跟随丈夫行军打仗，还有人流过血负过伤，这种情况也不能不予考虑的，所以就有了贵妇联（乙）这个等级。

　　贵妇联（乙）的成员都曾随丈夫行军，不过都是被皮条捆住了手脚，横担在马背上。战士们一面前进，一面高唱军歌、这些人也在马背上和前后的人聊天：早上起来不该喝水，现在憋了尿。你数数吧，能管点用。我这个老鳖头子捆起人来手真重。你拿他的狗皮褥子做护腕——等他睡着了偷偷的剪。打仗的时候也是横担在马背上冲锋，有人的确负了伤，都是被流矢伤在屁股上。到这时为止，这些女人对军旅生活的参与程度就如一卷铺盖——事实上在冬天她们正是卷在铺盖里。后来战士们找来了小盾牌给她们遮着屁股，她们也用并在一起的双手给战士拿弓拿箭，这就算有了感情罢。这种女人在长安城建好以后还是比较年轻，也比较漂亮；为了表现贵妇的风范，只好在脸上画鱼尾纹，挂水袋。不管怎么说罢，能被分到这个联合会红拂还是比较高兴，在这里可以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还可以说点出格的言论——在贵妇联（甲）里，只有大道消息和正面言论，而在贵妇联（丙）里，没有任何消息或言论，只有呓语和咆哮，一不小心还会被人把耳朵咬掉。现在该说红拂和贵妇联（乙）的其他成员是怎么不合拍的了。在这里每人都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开头是原来家里是干什么的——最起码是个县官、有时还要用到枢密节度等等现代很少使用的词。与此相关的是家里有多少老妈子，多少丫环，多少厨房，厨子会烧汽锅鸡、炖熊掌等等。当然，这是前朝的情形，用中国大陆通用的语言，叫“万恶的旧社会”。菜名之类的知识，红拂还是有的，但是不大知道前朝的官名，轮到她讲时只好语焉不详。然后就是新婚之夜的故事，那个“老鳖头子”（这是贵妇联（乙）里对丈夫的标准称呼）怎么把她们扛到营帐里去，扔到狗皮褥子上，伸过一只穿了四十五号大皮靴的脚，让她拽住马刺往下拔。这时她怎样因为恐惧和羞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拔掉了马靴，露出了一只被脚汗捂白了的大脚，臭味轰地一声冲上了帐篷顶，连盘旋中的苍蝇都纷纷坠地。由此可以看出前朝贵族女校里学生叙事时那种浮华、夸张的传统——她们用的都是同一种国文课本，而且在作文课上也惯于互相抄袭，因此故事大同小异——然后，那“老鳖头子”亮出了他那件天上没有、地下绝无的丑恶东西，并且撕裂了她的纯棉内裤。红拂没有受过这种教育，也没有这种传统，更没有经历类似的事情，所以说出来也就是寥寥的几句：“我是自己跑了去的。我喜欢他。”那些二等贵妇听了，就齐声哄她。

　　红拂和贵妇联（乙）不合拍的情形，头头们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她被几个穿太监服饰的人截住了。那些人亮出了大内的腰牌，对她说：请跟我们走一趟。红拂想：脚正不怕鞋歪，就跟他们去了。这些人下巴光光的，说话奶声奶气，看来是真太监。红拂跟着这些人七拐八拐，到了一个地方，遇上了一个人，让她给他们做奸细，汇报同事的各种言论。还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是参加了兴唐战争的老战士，和那些前朝余孽不一样。我们正准备把你调到贵妇联（甲）去，在此之前，你要为我们做这件事。红拂干干脆脆地拒绝了作奸细，并且说，她一点也不想去贵妇联（甲）。那人就说：好罢，这也由你。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咱们将来会再见面的，卫公夫人。红拂觉得此人不怀好意，回来后晚上睡觉时告诉了卫公。照她看，长安城里的一切事卫公都应该谙然于胸。卫公联想到不久前遇刺的事，就连打寒噤，说道：这不是我的设计。你不要去招惹他们。而第二天早上红拂就发现梳妆台上有张纸片，上面画了一个嘴唇，嘴唇上有个叉。这件事把红拂气坏了，走在路上见了穿太监衣服的人就冲他们喊道：我和我丈夫的悄悄话，你们也要偷听吗？那些在内廷服务，抽空出来买草纸的老实巴交的小太监听了，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和这些喜欢瞎打听的太监打交道，红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这也不是最后的一次。第一次是在评定贵妇品级的时候，人家把她请到一个废库房里，让她说说当年和李靖私奔的情形——尤其是一切与性有关的细节。红拂说：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结果马上就引起了误会，转眼之间就被剥光了衣服，倒吊在房梁上，在那里摇摇晃晃地像只蝙蝠似地说道：看来我是非告诉你们不可了——把我放下来罢。红拂简直是制造误会的天才，这一点和我是一模一样。她说：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意思是说：这是我和卫公之间的事，和你们其他人有什么关系？但是别人的理解却是：这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事，和你们太监有什么关系？像这样的话公公们当然不爱听，所以就把她倒吊了起来。在把她放下来的同时还给她上了一大课，换言之，狠狠折腾了她一顿，以证明性这件事太监也懂。但是这一课讲的什么，红拂又没有听懂。她对太监们说：你们用的这些代用品比李靖的那个家伙差得远。于是那些太监就面面相觑，搞不清是把她再吊起来好呢，还是放在地面上。不过那一次人家记录了她的交待材料后就放她走了，还给她熨了熨剥皱了的衣服。第二次是请她做奸细，这一次相当客气，既没有剥衣服，也没有倒吊，因为奸细要自觉自愿的人。这两次都算是例行公事罢，你要知道，头头不知道别人的隐私事，又没有奸细，就不成其为头头。但是第三次就不一样了。那些太监见了她就笑嘻嘻地说：卫公夫人，说过我们要见面的，果然见到了吧。而红拂一面和他们寒暄，一面就自己脱下衣服，身手矫健地爬上了房梁，把自己倒吊在那里，然后说道：你们问罢。我准备好了。

　　说起自杀这件事，我以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有人自杀使人觉得可怕，有人自杀叫人觉得可恨，还有人自杀叫人觉得莫测高深。虽然红拂自杀已经得到了头头们的批准，是为夫殉节，但是谁也不信红拂是因为思念卫公才想死掉——众所周知，早在卫公死前好几年，他就只会闭着眼睛打呼噜了（如前所述，李卫公并不是只会打呼噜，但是这一点别人并不知道），谁要是思念他，就是热爱噪音。更何况红拂现在是一品夫人，人又漂亮（如前所述，这一点她自己并不知道），想找多少情人都能找到，不论是男情人还是女情人。故而红拂的自杀是使人莫测高深那一种。红拂这一辈子尽干叫人莫测高深的事。对于这种人，头头们理所当然的对他们没有好印象。

　　我虽然岁数不很大，但知道不少自杀的人。根据我的记忆，头头们对死人往往比对活人还要仇恨，给他们一大堆罪名——自绝于上面，自绝于人民，遗臭万年等等。但是这些罪名却吓不着死人。不管怎么说，他们给头头们留下了一个大难题，就是如此美好的今生今世，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怎么忍心弃绝。就以红拂为例，假如她真的因为丧夫而求死，这倒是可以原谅，怕就怕她言不由衷。假如是这种情况，就得趁她尚未死透问个明白。但是这件事要留到后面去讲述。现在要说的是红拂是怎样在长安城里制造误会。这些事由我说来娓娓动听，因为我最大的专长也是制造误会。

　　如果我说，生活是件很麻烦的事，其中最大的麻烦是避免误会；最起码红拂同意。对我来说，次大的麻烦是我不够聪慧，一个费尔马定理就证了十年，这样我在智力生活里所得的乐趣就抵不过痛苦——假如我是牛顿、笛卡尔，特别假如我是欧几里得，一切会好得多。这个说法对红拂就不适用，她以为自己最大的麻烦是不够漂亮，这大概是因为男女有别吧。男人总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女人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因为这最大的麻烦和次大的麻烦，所以生活中快乐少，苦恼多。但我不抱怨，因为抱怨也没有用。

　　小的时候，老师就对我说过：看你也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你怎么老和别人不一样呢？我听了甚为得意，正在飘飘然，忽然被老师狠狠掐了一把，她说：你以为我在夸你哪？等我长大了，一听到头头们说这句话（看你也是两只眼睛……）就能够领悟，用不到别人掐了。但是我这一辈子也就到了这个程度，没有什么进境，不知道怎样才能不让别人注意到我这种不幸的缺点（只长了两只眼睛和一个鼻子）。最近一次系主任找我谈话，也对我说了这句话，这是因为我听他说话时不专心。这是我的老毛病，而且为此得罪了很多人。后来我发现听别人说话时用力看着他，别人就不容易发现这一点。最早是看他的眼睛，左眼看他的右眼，右眼看他的左眼，研究他眼膜的颜色和质地，瞳孔的形状，看得久了甚至能看出他眼底的血管是否硬化了。但是这种看人的方法很是招人讨厌，现在改为看鼻子，看久了也能把对方的鼻头看到脸盆那么大。我们系主任的鼻子是蒜头形的，任何人都能看出他将来是个酒糟鼻。酒糟鼻是因为皮肤长了瞒虫。我看得清清楚楚，瞒虫怎样从他的这个毛孔钻出来，从另一个毛孔钻进去、但我爱莫能助——如果挥拳去打，虽然可以消灭螨虫，但他的鼻子难免就要受到伤害。红拂和我不一样，我们说到过，她向虬髯公学习过剑术，并且久经战阵；假如一名老兵枪打得很准，那也不足为奇。她和头头们谈话时也是盯着对方的鼻子看，看到了螨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拔出佩剑把螨虫削去。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在事后是很难解释的，因为螨虫只能在高倍显微镜下或者听了头头们半小时的训话后才能看见。所以她根本就不解释，转身收剑而去。别人看到的就是：一等贵妇和大内出来的太监正在和她说话，她忽然掣剑威胁人家。结论是红拂不仅狂妄，而且危险，后来就把她的佩剑没收了。

　　我和系主任说话时，不但在看他鼻子上的螨虫。而且嘴里还能讲话，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一心二用必然出错。他对我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答道：您知道我早上吃了些什么吗。池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说：这是对建筑行业的污蔑。他说，你这样子怎么为人师表？我说：您的意思是我不够漂亮，这是女生的看法吗？他说，你要知道我国的国情。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每月挣三十美元（这是按官价算，按黑市价远没有这么多）。后来他看出我在胡说八道。就说到我长了两个眼睛。这句话使我猛醒，原来他一直在劝我结婚。除此之外，他还知道我和小孙的不正当关系。这一点倒不足为奇，因为行房前后小孙老朝我嚷嚷——责怪我嫌她不丰满，皱巴等等，其实是没影的事——友邻右舍全能听见。他们听到了必然到系里汇报我，否则左邻右舍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结婚，他才满意了。其实这是一句谎话。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件事。

　　我十七岁时在插队，晚上走到野外去，看到夜空像一片紫水潭，星星是些不动的大亮点，夜风是些浅蓝色的流线，云端传来喧嚣的声音。那一瞬间我很幸福，这说明我可以做个诗人，照我看来凡是能在这个无休无止的烦恼、仇恨、互相监视的尘世之上感到片刻欢欣的人。都可以算是个诗人。然后你替我想想该怎么办吧——在队里开大会之前要求朗诵我的诗？我怎么解释天是紫的，风是蓝的，云端传来喧嚣？难道我真的活腻了吗。这一切告诉我说，不能拿我所在的这个世界当真、不能拿别人当真，也不能让别人拿我当真。后来我就当了数学家。凭良心说，我当数学家真是不大合适，正如别人当诗人不合适一样。现在小孙老想让我背出一首十七岁时的诗，甚至为此骑上了我的脊梁，用长筒袜勒住了我的脖子——因为她这些轰轰烈烈的行为，我怀疑她是个虐待狂——但我背不出来。我倒能背出几百种艰难的不定积分的解法，但她对这些却不感兴趣。

　　红拂在长安城里生活，觉得无聊时就把李靖给她画的那些画拿出来看。那些画是画在用芋头汤浆过的纸张上，有些是用颜色画的，还有一些是用水画的。水能在芋头汤上留下永远不褪的痕迹，好像糖在水里溶化，或者阳光下的空气。在这些画上红拂好像空气里的一个精灵。另外一些画是用红蓝两色或者黑红两色画出来的，画中人的相貌除了一双大得惊人的眼睛之外，简直没有任何的近似之处，但还是能够看出画的是她。给她画这些画时，李卫公用了一大把竹笔。他把这些笔叼在嘴里，所以好像一只海豹。卫公给她画这些画时，他们住在土地庙里，四周都是菜园子味。红拂看到的天空是紫色的（这一点可能和吃多了茄子有某种关系），篱笆上开满了大得不得了的喇叭花。李靖告诉她说.喇叭花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红拂点头称是，显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其实她心里想：满篱笆这种象征是什么意思呢？人在年轻时都是这样的，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但又不敢问。等到可以问了，一切又都索然无味。她把这些画拿到贵妇联（乙）去给别人看，并且宣布说：这就是艺术，这就是爱情。而那些贵妇们却说：你们这些土包子懂得什么艺术、爱情！

　　红拂在贵妇联（乙）里被当作个土包子，因为她没有上过贵族女校，没有穿过白上衣黑裙子，缎面的布底鞋和白布袜子。那种袜子是五趾分开的，样子很怪。但是她被容许混迹于她们之间，参加每旬一次的party。据说这是因为红拂长得漂亮，人又不蠢，所以给她一点恩惠。其实这算不上是一种恩惠，因为贵妇联（乙）内敌视大唐的情绪早就引起了头头们的注意，正如现在我们所说的：她们是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团体，但是还没到处理她们的时候。这就是说，参加这种party的人最后肯定要倒霉，但不是现在。其实那些女人聚在一起时，只是穿起女校的校服，朗诵少女时代的纯情诗文，并且集资出版诗集，并且把丈夫叫做老鳖头子。我想女人这样并没有犯什么错误，错误就在于说没有上过贵族女校的人都是土包子，不懂艺术和爱情。贵妇联（甲）的成员知道以后十分气愤，大家分头致力于琴棋书画，还奋力去写爱情诗。但是这些娘们见了一等贵妇的作品就捧腹大笑，有人甚至笑出了盲肠炎。这就使一等贵妇们相信自己真的不懂艺术和爱情，再也不肯致力于琴棋书画，也不再去写爱情诗，而是致力于反对艺术和爱情，终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实证明人没有艺术和爱情也能活，最起码中国人有这个本领。而世界上没有了艺术和爱情，也就没有人会被叫作土包子了。贵妇联（乙）天天开会学习，改造思想。今天批判张三，明天批判李四。被批判的女人们不堪羞辱，纷纷自杀，而头头们也不加阻拦。红拂在长安城里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长安城里没有风，但是城外经常刮大风，风一起就是天昏地暗。有人说，在城里可以看出这风的干燥程度，因为有时候天是灰黄色，就像干燥的土粉，有时候天是潮湿的黄色，好像风和黄土在天上合了泥。有人说，在城里可以看出风的深度，因为有时候天是地上浮土的的颜色，有时候是地下积土的颜色。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大家都不知道——因为除了那些来去匆匆的外国人和脚夫、车夫，绝大多数的人只要进了长安城，就没有出过城。有些人下定了决心要到城外去玩玩，走到了城门口，看到了门洞里站着的两排守城兵就丧失了勇气，这种情形也像被魇住了一样——假如天色是深黄色，天上就会掉下土来，是长条形的，好像一种虫子屎。在这种天气里红拂下班回了家，先到书房里去看看李靖（她总怕他会突然无声无息地死掉，这种忧虑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卫公就是一声不吭的死了的），然后回到自己房间里去换衣服。她脱掉外衣，解下胸前的水袋，拿掉假肚子，假屁股，然后把扇贝做的乳罩解开，那对乳房就像一对小兔子一样跳了起来（这对兔子上当然没有耳朵）。

　　如前所述，当时外面是昏黄的天气，有一种阴湿的黄色被压到屋子里面来，红赖的身体则是白皙而有光泽的，在这种光线下就闪着蓝黝黝的光，好像她天生就是蓝种人一样。她的乳房上早印上了扇贝的痕迹，看上去好像两个笊篱，而且肚子上也有一大块红印。这使她本来美好的身体变得难看了。此时的感觉和当年在洛阳城里梳头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因为现在面对的还是恼人的生活，了无生趣。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想到自己根本就没有逃出洛阳城，一切和以前仍是一样的，只有些表面上的变化。后来她有了一个主意，实际上还是故技重演，到了晚上睡觉时，她就策动卫公从长安城里再次跑掉，就如多年前从洛阳城里跑掉一样。卫公听了皱眉道：瞎扯八道！往哪里跑？红拂说：跑到海边上去——你不是喜欢海吗？卫公听完了就开始不吭声，一连好几天都皱着眉头，在想红拂的主意是不是有道理。据我所知，数学家都是这样的，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建议，包括最异想天开的建议。我现在正在考虑小孙的一个建议：辞了职到学校门口卖煎饼。这样不但挣钱多，而且省心。最近我总在开会，坐得长了痔疮。假如有外宾，还得穿西服打领带。我根本就不会打领带，只好拿了它在办公楼男厕所里等熟人，简直把德行丧尽。卖煎饼未尝不是好主意，但是我未必吆喝得出来。还有假如因为争摊位打了起来，我打得过谁。数学家的长处是不但要考虑每个主意，而且要考虑周全。李卫公找来了一切地图和地理方面的书，考虑了从东罗马帝国到南美洲的一切地点，研究一切逃走的路线。假如红拂问起来，就说，就算要逃出去，也要策划周全。

　　每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红拂总是穿一身白纱的衣服去梳妆。这身衣服和透明的差不多。站在镜子面前，红拂有点不敢相信他们还能逃出长安城。她的下巴现在是浑圆的，脖子上接近下巴处有了一道浅浅的纹路，手背上有五个浅浅的窝；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她是削瘦的。她的乳房现在很丰满，还能用柔软，圆润等字眼来形容。过去是紧凑的，假如那上面有表情的话。就是一种顽强不屈的表情，或者可以说，那是两个紧握着的小拳头。生了孩子以后腰也粗了，虽然只是一寸半寸、但这里讨论的不是形状，而是身体的表情。总而言之，红拂自己都不相信她还能激励一个男人从长安城里逃出去。现在的这个身体没有了挑战性，只能诱使男人和她做爱，却不能使他对生活不满意。

　　李靖也不相信他们还能逃出长安。他毕竟是快六十岁了，有关节炎，肠胃也不好。但是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他感到疲倦，再也不想在路上奔波。所以他宁愿装得衰老或者童稚，以便能在长安城里平安的生活。但是这不妨碍他研究地图，在心里想像南洋群岛的热带风光，北极的冰山，大漠的荒凉；虽然他哪儿都去不了。而我呢，自己也知道除了现在干的事什么都干不了、虽然有时难免想入非非，但是“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何必要逃出去？坐在椅子上想像也是一样的。我想头头们也该知道这些事。既然如此，就应该对我放心，让我少开几次会。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发现有好多硬毛从我脸上各处钻出来，并不局限于下巴。简直是刮不胜刮，剪不胜剪。这种情形使我想到自己死时会变成一把板刷。红拂想到自己死时的模样，总要联想到“皮囊”这个词。大家都知道这是佛家对身体的指称。过去红拂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词，但到了感觉自己身体开始松弛时，就觉得这个词可悲地形象。由佛家的用语，联想到佛陀离家出走，托钵四方；由离家出走，联想到这个“家”字，它是宝盖之下的一只猪——这只猪又是谁呢。相比之下，别的语言就没有这样自己糟践自己。Home，就是H——O——M——E，没有任何能让人联想到pig的东西。

　　与此同时，长安城还是老模样，而且有趣的事越来越少。红拂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来看蝴蝶，但是长安城里没有好看的蝴蝶，只有一种幼虫吃洋白菜的白粉蝶，孤零零的在一片灰黄色上展开翅膀。为了招来白粉蝶，红拂还特意种了一些洋白菜。但是她不会种菜，所以菜后来都死了，粉蝶也不来了。她还想种些花草，但是一样也种不活，甚至连狗尾巴草也死了——这是因为长安的水土除了槐树，什么都不长——这一点和北京不一样，这里下一场久雨，遍地是杂草，然后居委会的老太太再组织人力把它连根拔掉。她还可以怨恨这一切，把怨恨当做消遗。但是这一切都是卫公的安排。她爱卫公，并且不想改变，虽然爱他这件事干得有点欠考虑。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可千，就是盖上贝壳乳罩，挂上水袋，穿上衣服，出去上班。穿上这套可怕的服饰，也就是截断了思想。她的倒霉之处在于只有脱光了衣服，对着一面镜子；或者是抱住了卫公才能想像，但是不能一天到晚总这样。我也不能不去上班，走到灰色的人群里去，一路走一路想入非非。活着成为一只猪和死掉，也不知哪个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