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还是得到了一个长达16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不是因为它自身强大，而是由于强敌契丹辽国发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转换。辽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几年，占领了华北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此后，它的农业开始大发展，并向东北黑土地延伸。经过几十年的垦殖，以至于农业在辽国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量牧民渐渐变成农民。这样一个原来纯粹的游牧民族国家渐渐便成了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国。于是，农耕软化民族性格的铁律，也对契丹辽国发生强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开始软化。在萧太后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的不平等和约。宋朝每年向大辽国巨额进贡，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但长期的战争基本停止，两国“和平友好”，两国放心睡大觉，两国在安逸的农耕环境中双双繁荣和软化下去。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腐败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此种北强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经济、科技和思想输入南中国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